但戴笠错估了蒋介石的情绪。蒋介石接到电报后，沉默不语整整三个小时，脸色铁青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戴雨农翅膀硬了。”
在这之前，戴笠曾拥有蒋介石近乎是百分百的信任。
1936年西安事变时，戴笠从广州连夜飞回南京，又从南京辗转西安，穿过东北军防线，跪在蒋介石的面前，说：“学生若不来护驾，即便死在南京，也无颜见天下人。”
事变和平解决后，蒋介石把复兴社特务处改成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，任命戴笠为副局长，全面掌控情报、训练、缉私、敌后作战。
十年的时间，军统从不到万人扩展至10万特工，附带20万忠义救国军，遍布全国。戴笠手握的权力，已经不亚于一个情报帝国的总指挥，但是戴笠还不满足，反而还要想去当什么海军司令。
蒋介石当时笑着答应了，但是戴笠没看见他眼中的杀意。
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《双十协定》明确提出要取消特务机关。国民党内外压力骤增，蒋介石不得不有所动作。
他悄然成立“军统改组八人小组”，表面是整编，实则是削权。这个小组的组长是宣铁吾、副组长是李士珍，都是曾与戴笠有过旧怨的政敌。
毛人凤当时在重庆主事，每天用加密电报向戴笠汇报。1月23日的密报写得清清楚楚：军统账目被查、各地站点遭宪兵搜查，委员长虽未明言，却已默许。
戴笠不是坐以待毙的人，他带着审查川岛芳子之名，在北方各地奔走，试图寻求“自救”。
戴笠想通过审结肃奸案，向蒋介石证明军统依然不可替代。而川岛芳子的供述，确实让他找到了突破口。但戴笠没想到川岛芳子在北平高等法院庭审时突然翻供。
川岛芳子在法庭上指认军统北平站长马汉三在1941年已投靠日军宪兵队，还泄露情报、转送九龙宝剑给日方将领田中新一。
戴笠一开始不信，马汉三是他亲手提拔的旧部，从复兴社时代就追随左右。但川岛芳子说得有鼻子有眼，还交代了联络人名。
戴笠就派人秘密调查，居然真的在马汉三的住所里找到了九龙宝剑的剑鞘，还发现他当年所谓“被俘逃脱”的记录是伪造的，实际上是接受了日方任务后被释放。
戴笠知道后很生气，他在北平拍桌大骂：“养虎为患！”可转念一想，若此事上报上去了，只会让蒋介石更不信任他，于是决定暂时不声张，把马汉三留在身边监控。
3月11日，戴笠飞抵了青岛。他本想与美国第七舰队的司令柯克再会一面，让美国人替他说句话，可柯克临时飞往上海，拒绝接见戴笠。
戴笠又飞往了上海，欲求助于何应钦。结果当天暴雨，飞机在虹桥机场盘旋40分钟都未降落。贾金南劝戴笠先休息一晚，戴笠摇头说：“再拖，八人小组就要定案了。”
当天晚上，戴笠终于见到何应钦。但是对方只是淡淡说了一句：“回重庆后多认错，别硬顶。”戴笠听完没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，他知道已经没必要再说了。
第二天上午10点，戴笠登上飞往南京的运输机，他对贾金南说：“要是真出了事，也得死在委员长手里，不能让宣铁吾他们看笑话。”但他没想到，这是他最后一次坐飞机。
飞机起飞后遭遇了暴雨和浓雾，下午1点13分，南京航空管制站收到了这架飞机的最后一条无线电：“罗盘失灵，能见度极低，请求紧急迫降。”
几个小时后，军方在南京岱山找到坠毁的飞机，机身断成了三截，火烧了三个多小时才扑灭，幸存者寥寥。
戴笠的尸体被发现时，趴在驾驶舱附近，已经没有生命迹象。
戴笠死后，蒋介石亲自为他题词：“雄才冠群英，山河澄清仗汝绩。”为他举行国葬，说“雨农一死，我少了一只臂膀”。
蒋介石表面很悲痛，背后下手的速度却很快。
蒋介石随即命俞济时查抄戴笠遗产，调查结果震惊了所有高层：戴笠在香港汇丰银行有27万美元存款，在瑞士银行藏有120公斤黄金；在重庆、南京、上海共49处房产，还有大量古董字画、473册宋版古籍。
其中多数资产，是戴笠在抗战胜利后接收日伪资产时“截留”的，其中甚至包括美军援助的冲锋枪仓库。
蒋介石看完报告后，直接骂戴笠：“贪得无厌。”随后下令扣押戴笠之子戴藏宜，没收了他的全部私产。
这场“查产行动”表面上是肃贪，实则是蒋介石要彻底斩断戴笠的残余势力。
毛人凤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委员长怒不可遏，恐怕早有杀意，只是找不到机会，如今正好顺水推舟。”
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有证据表明飞机失事似乎并不是是一场“天灾”。
1948年，保密局秘密审讯了马汉三和刘玉珠，得出了一个结论：刘玉珠受命于马汉三，在飞机上安装定时炸弹，策划暗杀戴笠。两人随后都被秘密处决了。
2012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文物普查中，在戴笠乘坐的飞机残骸中发现了一块定时炸弹碎片，上面刻有“华北军统督导员”的印记。而当时，马汉三的亲信刘玉珠正以“送文件”为由登机。
戴笠死后，军统被裁撤，改组为保密局，他的原有势力被分拆。情报归国防部，武装归交警总局，训练归中央警校。毛人凤虽接手保密局，但再无掌控全局之能。
戴笠其实从未背叛蒋介石，但他太不懂退。本来自己就是最大的特务头子，手中的权力大到让蒋介石都忍不了，这时候还去想什么海军司令。
戴笠以为自己的功劳可以抵消蒋介石的猜忌，可是蒋介石却不会容忍戴笠过界的行为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